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话道出了大学的本质。我的母校山东师范大学有幸是二者兼具，它既有古朴典雅的大楼，更有学问渊博的一群大师。
我们上学时有句话，叫“山大的牌子，山师的校园，山医的门楼”。“山大的牌子”是说山东大学是部属院校，自然比省属院校高一个级别。“山医的门楼”是指山东医学院那座牌坊一样的大门，那是1924年由齐鲁大学千名校友为庆祝建校60周年捐资修建，造型采用中国传统的三间三叠牌楼的形式。“山师的校园”主要是指以文化楼为代表的山师三座办公教学楼。正中是文化楼，当时既是学校的办公楼，也是图书馆。文化楼前方左右两侧的翼楼是教学楼，东边的我们那时叫它地理楼，西边的叫它外语楼。这三座楼都是1954年由老校长余修主持修建，设计者是山东建筑设计院著名设计师倪欣木，他是上海人，深受梁思成设计思想影响，整体设计风格是5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流派。文化楼的基本特点是把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元素结合在一起，既有庑殿式的大屋顶以及绿色琉璃瓦的门檐，有飞檐斗拱和彩绘梁枋，但是又加入了许多新时代元素，如把脊檐上的吻兽改为和平鸽，把彩绘上的旧图案改为向日葵，这就使得文化楼和封建时代的旧建筑以及民国时期的复古建筑有了一个本质的区别，成为济南建筑作品中新中国气派、新中国审美的杰出代表。每年春天到来，桃花灼灼，樱花缤纷，金的迎春，紫的丁香，把文化楼妆扮得姿秀韵美，顾盼有神。文化楼是山师学子的骄傲，每一级学生没有不在文化楼前照相留念的。它既恢宏壮丽，又古朴雅致，既是时代的象征，又是历史的陈迹，既是学子们读书的场所，又是学子们终生割舍不断的一缕情怀。因为这些楼的造价较高，听说余修老校长在当时承受了很大的社会压力。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对余修老校长超前的眼光和伟岸的胸襟感到由衷的钦佩，他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是真正给山师留下文化遗产的人。
我是1978年考入山师中文系的，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学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老师不能正常上课。“文革”结束后，随着我们这些学生的陆续到来，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极大地激发了老师们的教学和研究热情。老师们都积极地开课授课著书立说，甚至因种种原因多年不上讲台的老师也重新站上讲台，这就使我们这几届学生成了时代的幸运儿。那时中文系的老师，不论是德高望重的鸿儒硕学，还是实力坚挺的中青年才俊，绝大部分老师的课我们都有幸听过，这是我们这几届学生深以为骄傲自豪的。当然也有遗憾，譬如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严薇青教授，他是国内著名的中国古代文学专家，是山东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只因他那时被抽调去《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工作，一直不在系里，所以没能聆听他的授课，我们至今都觉得是个很大的遗憾。
记得入学后的第一堂课是张蕾先生的写作课，是78级同学上合堂。那天是10月16日，地点在文史楼一层西北角的4123大教室。文史楼看上去和地理楼、外语楼建筑风格差不多，实际上质量要差得多，后来被拆除，并在原址翻建，如今叫教学三楼。但是内部格局并不完全一样，也不知道还有没有4123那样的合堂大教室。张蕾先生的名字很秀气，很像女生，其实本人是一个高大魁梧相貌堂堂的山东大汉，膀大腰圆，粗手大脚，方脸圆颐，鼻直口阔。他是章丘人，章丘是铁匠之乡，他给我们开玩笑说他就是章丘的一个打铁汉。张蕾先生秉性率真，口快心直，讲起课来滔滔不绝，声如洪钟。我至今记忆最深的是，他讲好的文章应该是“凤头、猪肚、豹尾”，就是说开头要俊秀，论述要饱满，结尾要有力。另外，在讲到婉约派和豪放派词的不同风格时，他引古人的点评，说柳永的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苏东坡的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张蕾先生讲得忘情，加上了表演，两手分作执铁板、执铜琶的样子，头侧昂，眼睥睨，待眼光微射时，就是一个精彩的“关西大汉”的舞台亮相，大家都禁不住为他鼓掌。那节课结束时，同学们鼓掌鼓得他鞠了三次躬才下来讲台。我上大学的第一堂课，就这样在满堂喝彩声中结束。张蕾先生是学校建校时的元老，除了上课也兼任山东省写作学会副会长职务，在写作方面有很多著述。2007年他的杂文集《斜阳居杂缀》出版后还送我一本，里面的文章和他的授课一样感情激荡，嫉恶如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真的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教写作课的还有冯中一先生，他是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主任。冯先生的性格和张蕾先生完全不同，如果说张蕾先生很像一个武侠，冯先生则是一个忠厚长者，博学儒雅，温良敦厚，德高望重。他给我们讲写作，也讲诗词鉴赏。我那时正迷恋于新诗的写作，尽管水平不高，但是胆子很大，竟然把我胡乱诌的几十首诗呈交冯先生，请他给我点拨指教。那时的诗坛，贺敬之郭小川已成过去，北岛顾婷的朦胧诗正盛行一时，西方的什么印象派意象派诗歌席卷诗坛，正是一派“西风烈”的时候。我那时的诗虽有一些尚属清新之作，但受时代氛围影响，也夹杂了许多无病呻吟的东西。万没想到的是，冯先生看过我的诗作以后，竟然工工整整亲笔为我写了十几页纸的点评，既肯定了我的探索精神，也对一些萎靡的情调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冯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写诗歌，写诗评，既是诗人，也是诗评家。他是恢复职称评定以后国内第一位写作学教授，多年担任山东省写作学会会长，后来又担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我当时真的是受宠若惊，我写的那些歪诗哪值得耗费冯先生如此的心血？冯先生的十几页点评我至今仍然珍藏着，看到它就想起师恩重如山，看到它就想起师恩深似海，每每思念及此，总是唏嘘不已。君子如玉，在我心里，儒雅温良的冯先生就像一块美玉，润泽坚韧，含光通透。
现代汉语课照例都在大学一年级开，最初教我们语音部分的是谭德姿先生。谭先生的普通话发音非常标准，她性格开朗，讲课有激情，善于调动课堂气氛，声音疾徐有度，看得出她很爱自己的专业，也很爱我们这些学生。对一些方言比较重的同学她从不批评，而是热情鼓励他们大胆发音，她给以纠正。谭先生讲课爱笑，有时笑的率真灿然，有时笑的含蓄莞尔，我们都愿意听她的课。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让我们领悟普通话的音乐美感，她还请来了山东省话剧团演员薛中锐先生给我们作报告。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看过薛中锐饰演的《康熙王朝》中的索额图，知道他是一位著名演员，其实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朗诵表演艺术家。六七十年代他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播诵了20几部小说，像是《林海雪原》《渔岛怒潮》等等，那时他在济南、在山东可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薛中锐的声音浑厚又有磁性，演讲风趣开阔，能请他来给我们作学术报告确实是我们的幸运。
教我们语法部分的是高更生先生。高先生名如其人，个子很高，瘦瘦的，面容白皙，戴一副浅色框眼镜，很有学者风度。高更生先生兼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语言学会会长，是一位声名卓著、著作等身的语言学家。和谭德姿先生不一样，他是用方言授课。当时很多老师都是方言授课，虽然听起来有些费劲儿，但现在回想，觉得这比如今全是普通话授课似乎更有特色，更能展现老师的个性。高更生先生是莱阳人，发音有些饶舌，但听惯了也不觉得难懂。从高先生这里，我们了解了实词、虚词、联合词组、并列词组、单句、复句、连动式、兼语式，了解了《马氏文通》，了解了《暂拟系统》。由于汉语的复杂性，加之现代汉语语法是在借鉴印欧语语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许多语言现象很难用规范语法解释，于是同学们一边听课，一边就试图诘难。很多同学去图书馆大量借阅现当代文学作品，从中查找可以向高先生“发难”的例句。每当课间时间，同学们围住高先生，把搜集来的“发难”材料向高先生提出。高先生特别喜欢同学们这种认真的学习态度，凡是他能解释的他都热心给以解释。其中“发难”材料中确实有一些用现行语法很难解释通的，高先生让同学们把这些材料例句抄写给他，待他回去认真研究后答复。听说因为我们这些学生的“发难”，高先生获得了好多一手材料，并将其上升到语法理论深入研究，后来不光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也促成了他一些学术文章的发表。汉语语法的研究对象浩瀚无边，不是勤奋好学的人难以涉猎。高先生头脑清晰，记忆力惊人，颖悟力超强，加上他异常勤奋，就像海绵一样随时随处汲取学术滋养，因此奠定了他在省内乃至全国著名语言学家的地位。
古代文学课是从先秦文学开始的，教我们先秦文学课的是李毓芙先生。李先生个子高高的，脸苍苍瘦瘦的，头发向后梳，说话慢悠悠的，反应不灵敏，给人一种不通世故的感觉，所以有同学私下里叫他“李迂腐”。这当然一半是因为他的名字的谐音，一半是因为他确有一些老夫子的味道。他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研究生院毕业，正儿八经的老资格、学问大家。我很喜欢听他在课堂上读诗经，每当他一字一句朗读的时候，虽然没有把头“从后面拗过去，拗过去”，但我心里总是把他和鲁迅笔下的寿镜吾先生联系起来。他是淄博人，但口音又不纯是淄博话，好像掺杂了一些古音抑或民国国语的意味儿。譬如“关关雎鸠”，他读的像是“瓜瓜雎鸠”，“实维我特”会读成“实维我tuo（四声）”。他读诗经的腔调，比我听到的所有用标准普通话读诗经的腔调都要有滋味儿得多。正因为此，尽管我对李先生了解不多，但我依然认为他是山师中文系“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据有些去过李先生家里的同学说，他其实非常随和。他家里的博古架上有很多古董，同学们问他时，他都会拿下来饶有兴趣地给同学们讲这些古董的来历。
李先生给我们授课的时候接近60岁，但他不是年纪最大的，年纪最大的要数庄维石先生，他给我们授课的时候大约70岁。庄先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第一任主任，那时还没有退休，他能给我们上课，是我们四年大学期间既宝贵又幸运的事。
庄先生是从中唐文学开始授课的，授课地点是原文史楼最东北角的大教室，是78级一二班上合堂。讲中唐文学，首先讲到的是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首诗我们以前都读过，似乎都了解，但经过庄先生一讲，我们才知道，以前我们所谓的“了解”实际上是连皮毛都没搞明白。庄先生先从西晋灭吴战争讲起，然后讲金陵的“王气”。先讲南京虎踞龙盘的地理形胜，再讲楚威王埋金以镇王气，讲秦始皇挖断山岗，开河浚沟，以截断、冲泄王气，讲孙权定都，讲后来短命的六朝烟雨等等。单单“王气”这两个字，庄先生就洋洋洒洒讲了两节课，这让我们感到如醍醐灌顶，耳目为之一新。庄先生讲课没有教案，只有一张纸上写着几个要点，但从来也没见过他看那张纸，而是汪洋恣肆，任意挥洒，出口成章，如江河奔流，滔滔不绝。偶尔他也会板书要点，或写下引述的前人观点名句，不论讲到谁都是随手拈来，脱口而出，就如拉家常一样。我们边听课边感叹，庄先生真是学问渊博，于儒道释经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通。假如你认为庄先生仅仅是个国学大师那就错了，庄先生还经常引用国外一些评论家的观点，而且随手就把英文原话用板书写下来，读书之广博，记忆力之惊人，真的是令我们骇然。我那时就觉得，假如我活70岁，从今往后每天24小时都读书，不吃不喝不睡，到老我也赶不上庄先生。什么叫高山仰止，听了庄先生的课以后才知道高山仰止的含义。
庄先生讲课的名声很快就传出去了。没多久，我们上课时78级三班的同学也来听了，77级的同学也来听了。很快外系的同学也来听了，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年轻教师也来听了，文科系的外系年轻教师也来听了。合堂大教室是个阶梯教室，能坐200多人，我们78级两个班才80多人，但很快大教室就坐满了。后来讲台两侧及过道里也站满了人，最后还有挤不进来或站在门外或爬到窗框上坐着听的，把个大教室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有人给学校提建议，庄先生的课讲得这么好，应该作为教学实例用录像机录下来，留给后人。学校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庄先生的课就改到文化楼的电化教学室去上。可能庄先生不习惯对着镜头上课，也可能庄先生更喜欢在大教室那种热烈的气氛下授课，总之到电教室以后庄先生讲课变拘谨了。我心里开始抱怨那些提建议的人，他们毁了我人生中最精彩的堂课。
因为庄先生的课讲得好，我们班想邀请庄先生来作学术报告，庄先生欣然同意。庄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就学于吴检斋、高步瀛、钱玄同等国学大师，他的报告会就从几位先生的高风亮节讲起。讲到日本侵略中国时，吴检斋先生拒不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职，化名逃到天津，秘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钱玄同先生则把名字改回原来的钱夏，表明他是“夏”不是“夷”，而且“绝不污伪命”，拒绝作敌伪的顺民。从两位先生的高风亮节他话锋一转，讲到苏东坡的《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首诗当然是说反话，哪有盼自己的孩子“愚且鲁”的？但是这个反话，恰恰反讽了正直有才华的人得不到重用，而身居高位的“公卿”却是一些既“愚且鲁”尸位素餐之人的社会现实。以苏东坡之聪明，他哪能不知道这些人做到公卿之位的门道，但苏东坡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本性去做蝇营狗苟之事，这是什么？这就是气节！于是庄先生的报告始终围绕着欲做学问先学做人侃侃而谈。由于庄先生讲得激动，讲着讲着忽然看他有些异样，随后一下歪倒在椅子上，昏迷过去。同学们大惊失色，赶紧围过去将庄先生扶起。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中风，于是连忙给学校打电话叫车。不等车来，我们几位同学轮流背着庄先生就往千佛山医院奔。好在学校离医院很近，不等车来，我们已经把庄先生送到医院，医院确诊为轻微脑梗，马上采取急救措施。由于症状较轻，庄先生下午就醒过来了，我们这才放了心。到了夜里快12点，同学们都争着晚间陪护庄先生，最后谁都没争过一班的周伟。他是一班的古典文学课代表，平时就和庄先生联系较多。我们认为这是二班的事，因为庄先生是我们班请来的，但是周伟说什么也不听，坚持要陪护庄先生。可能庄先生觉得枕头有点儿低，他就一直坐在床边用手托着庄先生的头，谁也赶不动。最后我班刘成起班长说，既然周伟坚持要在这里陪着，那就尊重他的意愿吧。第二天一早我们准备去把周伟替下来时，听说庄先生已经出院回家了。这件事把我们吓得不轻，幸亏是有惊无险，要真出了大事我们得后悔一辈子。
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去拜望庄先生，算是离校前的告别，我和赵润田、陈朝豹、张继红一同来到庄先生家。庄先生见我们来十分高兴，招呼我们坐下，我们就请庄先生给我们讲他的往事。庄先生给我们讲，他年轻时喜欢庄子，还在读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时就曾以庄秋水的笔名在北京《晨报》发表文章，读本科时又在《人间周刊》发表文章评价中西哲学流派。他告诫我们一定要读点儿哲学，培养理论思辨能力，这对今后从事各科的学习都有益处。他还说，他到如此岁数还不糊涂，与他年轻时喜欢哲学有关系。我们都点头称是，默记于心。
中国古典文学课时很长，跨几个学期，除以上两位先生以外，李伯齐先生给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阎昭典先生讲授唐代文学，薛祥生先生讲授宋代文学，李茂肃先生、朱其铠先生讲授元明清文学，他们不仅都是饱学的鸿儒，而且特色各具，风采卓异。
现当代文学是山师中文系比较有特色的学科。那时候田仲济先生已担任学校副校长职务，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要由一些年富力强的教师组成，恰恰就是这一批教师承上启下，后劲十足，终成山东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支劲旅，朱德发先生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军人物。朱先生讲课观点鲜明，持论扎实，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有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从他那里，我们了解了“五四”新文学，了解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大家，了解了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等文学派别。朱先生对“五四”新文学研究尤为精深，不论是对鲁迅“为人生”的新文学观点，还是对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以及对冰心的“问题小说”的提出等等新文学的各种流派各种观点，他都给予了精细的剖析和详实的介绍。他是蓬莱人，有明显的胶东口音，听课时需仔细分辨。他有时也说一些新词，譬如说某某的文章“发出了无产阶级的战叫”。“战叫”这词以前我们都没听说过，觉得很新鲜，感觉那意思和“战斗的呐喊”差不多，但似乎比“呐喊”又激烈些，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朱先生当时在系里属于中青年才俊，职称还是讲师，但是我们对他的授课水平和学术潜力均给以极高的评价。后来朱先生成为副教授，很快又破格晋升教授。从副教授起就招收硕士研究生，后来又成为博士生导师。朱先生知识渊博，学问扎实，勤奋过人，著作等身，虽然我们毕业后没能追随朱先生继续深造，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学术成就在省内、国内甚至国际上都产生广泛影响。朱先生一生发表论文300多篇，正式出版的独著、合著、主编、参编著作共 50多部。朱先生还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茅盾研究会会长、山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1993年，朱先生荣获国家教委曾宪梓教育基金高等师范教师奖二等奖，2003年荣获教育部“中国首届百名高校教学名师”称号。朱先生不仅是我们这些学生的骄傲，他的勤奋和努力也让我们这些不肖弟子深感汗颜。
现当代文学方面，我对孔孚先生的现代诗歌选修课记忆尤深。一方面那时候我正对新诗有兴趣，无论是外国的翻译诗歌，还是现当代诗人的新诗创作我都很着迷。如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徐志摩、戴望舒这些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诗歌，艾青的现实主义诗歌，我都爱读。另一方面孔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山水诗人，诗人讲诗，自然是体悟格外深刻。孔先生授课中特别注重讲解诗歌的意境和气象，他的课也很感性，没有多少复杂的理论，就讲哪篇诗歌好，好在什么地方。孔先生授课常喜欢披着衣服，这是因为他从小失去了右臂。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等到他上课时用左手板书，我们才发现他右侧的袖子是空的。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孔先生左手板书写得非常俊逸，那绝对是书法家的水平。在此我还要插上一句，现当代文学的姚健先生也是写一手漂亮的板书，当然他和孔孚先生一样也是著名的书法大家。姚先生后来担任山东省高校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我有幸珍藏一幅姚先生的墨宝。
这门课是选修课，期末考核内容是交一篇现代诗歌评论的作业。我想来想去，选择了徐志摩的《庐山石工歌》。之所以选择这首诗，是因为我对当时非常泛滥的对徐志摩的赞谀文章非常反感，好像改革开放之后，郭沫若的诗歌一下子成了等而下的粗粮，徐志摩的小布尔乔亚、戴望舒的灰暗印象诗一下子就成了西餐牛排。我认为，纵览徐志摩的诗歌，只有很不像徐志摩风格的这一篇才是真正有血有肉激情澎湃能让灵魂颤栗的诗，它的“唉浩唉浩”的劳工调子和那首聂耳作曲、集体填词的《大路歌》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就是抱着和时下的徐志摩研究唱反调的想法才选这首诗的。但孔先生对我的选题却很欣赏，鼓励我好好写，并给予我很多指导教诲。虽然考核课最终都是合格，没有具体分数，但我能感到孔先生对我的作业还是满意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济南《当代小说》发了五、六篇短篇小说，其中有两篇还发了头题。89年年底，《当代小说》编辑部召开青年作者座谈会，也给我发了请柬。我和文学圈不熟，到济南大厦的会场后也没熟人，自己找个偏远座位就坐下了。大会开始后不久，主持人请特邀嘉宾孔孚先生讲话。会场很大，孔先生坐在中间的沙发上，他讲了一会儿不知怎么话题转到我写的小说上了。“今年编辑部也发了一些好的小说，比如我的学生马振凯写的《N代传人的秘密》就很好。马振凯来了没有？”我赶紧说：“来了。”“你站起来！”孔先生一说，我赶紧站了起来，心里一下有点儿紧张，不知道孔先生是向大家介绍我，还是要把我和他印象中的学生再对对号。“这是我的学生，他写的这篇小说，我看放在全国都是很好的小说。”孔先生是灵魂很干净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说违心的假话，他也没必要说假话。不过自写了这几个短篇之后我没再写小说，我认识到我没有这方面的才具，先前有几篇写得不错纯属侥幸。我性憨心拙，不会云山雾里的编故事，不是写小说的料。不仅如此，我从那时起也很少再看小说。我开始喜欢读一些历史文化类的书，我觉得“编”的东西远不如“真”的东西有价值。
崔西璐先生是中文系副主任，同时教我们当代文学。他开的是毛主席诗词课，不知道这门课现在还有没有。崔先生个子不高，瘦瘦的，脑门很大，梳背头，非常精明干练。他是潍坊人，但普通话却非常标准，大概只有语音课老师可以与之媲美，据说他曾在中科院语言所语音研究班进修学习。除此以外我们还听说，崔先生曾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越南河内大学讲过学，那个年代能被国家派出去讲学可以说是政治素质业务水平都是非常过硬的。
崔先生的毛主席诗词课讲得很好，他思路清晰，分析透彻，而且咬字非常清楚，声调抑扬顿挫富于变化，很有感染力。虽然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对毛主席诗词非常熟悉，但是崔先生不仅能在大背景上阐发其思想意义，而且在字词句等细末处也能常常发我们所未思未悟。
入校不久，有一次在课下见到崔先生，他的一番话让我非常愕然。他对我说：“马振凯，你今年26岁，本来想把你录取到专科班去，后来看你带工资上学，没有经济负担，还是留在本科班了。”我们78级年纪大的学生大都分到三班，那是一个两年制专科班。我以前从不知道还有这档事，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咯噔一下子。幸亏崔先生考虑问题比较灵活，没有在年龄上一刀切，我才能在母校上满四年。毕业以后我还见过崔先生几次，后来省里筹建青岛大学，崔先生调去担任副校长，从那再没见过他。
中文系比较难学的课程是古代汉语，其他课程相对来说都好混，唯有古代汉语想马马虎虎蒙混过关很难。教我们古代汉语的是董遵章先生和林乐腾先生。董先生个子高高的，身板很阔，头发花白，他和李毓芙先生一样都有点儿像老夫子。董先生古汉语知识很扎实，上课也很认真，例句总是一板一眼的念。有一次他讲定语后置时举例，“马三匹，就是三匹马”。听到这里班上同学都笑了，董先生一下子有点儿懵，但是觉得自己也没讲错啊！接着他又补上一句，“对呀！马三匹，就是三匹马”，这下子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其实大家笑是因为我们班一位女生叫马波，平常同学给她开玩笑，就叫她马三皮，董先生的这个例句恰巧是触到了这个梗。大家见董先生懵头懵脑的样子，越发忍不住笑。下课后董先生就找同学们问，自己是不是讲错什么了？那些同学是不是告诉了董先生这个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董先生确实是一个严谨而又负责的人，我们这帮臭学生有点儿太不厚道。
林乐腾先生的教学风格和董先生不同，他是一个洋洋洒洒风趣自信的人，上课放得很开。林先生个人政治经历也很坎坷，但讲起课来总是口若悬河，看起来情绪未受丝毫影响。听说他家住在长途汽车站一带，有课时一大早就要起来赶公交，但是无论刮风下雨，林先生从未误过课。
毕业后我分到泰安，那期间我读郭沫若的文章时，有个词搞不懂，于是写信请教林先生。可能这个问题很偏，不久林先生回信，说他也不明白这词的意思。他还特意查了我的问题的出处，证明我的问题无错。虽然问题没解决，但是林先生这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认真态度仍让我感动，我现在依然珍藏着林先生的回信。
外国文学课的授课老师先是徐克勤先生，他从古希腊文学开始讲。那个年代我们对于外国文学还比较生疏，徐先生的课像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奇广阔的世界。他讲古希腊神话，讲帕里斯王子和金苹果，讲特洛伊战争，讲古希腊悲剧，讲俄狄浦斯情结，我们听得很入迷。徐先生是陕西人，但我总是听着他有南方口音，平日里他也像一位江南士子一样谦和有礼，风度优雅。徐先生年轻时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然后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俄语，后来又在山东大学学英语，故而精通俄语和英语。有一次联欢会上我们想请徐先生朗诵一段俄文，徐先生当场就为我们用俄语背诵了高尔基的《海燕》。虽然我们听不懂俄语，但是听到徐先生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朗诵，依然很受感染。
刘念兹先生和蔼可亲，上课很风趣。他是苏北人，虽然是用方言教外国文学，可我们并不觉得违和。他对西方文学理解深刻，里面的思想内容都能给以清晰的阐释，对于欧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着力尤深。他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讲司汤达的《红与黑》，条分缕析，剖解入理。讲果戈理的《死魂灵》《钦差大臣》，又讲得诙谐生动，形神毕肖，常常惹得我们哄堂大笑。
第五学期后期，我们班同学排演了一部莫里哀的戏剧《伪君子》，把五幕剧压缩成独幕剧演出。我和唐艾牧同学去省话剧团借服装，正好省话剧团刚排演完《基督山伯爵》，有现成的西方古典服装。这部剧先在系里演出后引起轰动，于是系里要求我们单为全系教师再演出一次，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朱德发先生、刘念兹先生、徐克勤先生出席，会上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和建议。后来这部剧又在学校演出，再后来又代表学校参加济南大学生文艺汇演，都获得很好的反响。我后来在高校工作，最初也是从事外国文学教学，作为刘念兹先生的门生，他给过我许多关爱指导。
文艺理论方面的课程主要由朱恩彬先生、李衍柱先生、夏之放先生承担，首先是朱先生主讲。我是文艺理论课代表，自然对该课有兴趣。朱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那时没有硕士研究生，研究生班就相当于硕士研究生，授课的都是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大学者。朱先生性格开朗率真，为人宽厚谦和，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很受同学们欢迎。他是安徽人，有很浓重的安徽口音，听他的课像听黄梅戏一样好听。我们班同学比较顽劣，有时下了课就模仿他的安徽话。一次他在课堂上举例说明“文革”期间一些文艺节目程式化：“一个大姑娘，身穿花衣裳。站在高坡上，挥手指方向。”这句话用普通话说出来可能平淡无奇，可他用安徽话说出来就特别有喜感，这是我们班同学最爱模仿的段子。
期末考试的时候，最后一道论述题30分，是关于“典型”问题的。批完卷子发回来一看，由于我这道题答的比较好，朱先生竟破例给了我31分。看到这个分数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也感到朱先生奖掖后进的急切热诚。这个31分放到现在，也许会有人向校方打小报告，说朱先生违反制度。但在那个时代，同学们都没有异议，反而认为朱先生很有个性。现在的教育改革效果如何不说，单就师生关系来看，不能说已经完全失去了那份单纯、那份淳朴、那份理解，最起码师生间的信任淡了很多。
朱先生的脑子里大概都是学问的事，所以他是大智若愚，生活中经常闹出一些笑话。据说有一次他家的门锁坏了，他去邻居家借了一把锁，一出门把门锁上就去上课。下课回来老远就听见邻居家大娘在喊：“朱老师，你可算回来了，你给我开下门啊！”原来朱先生出门后反手就把邻居家房门锁上了。还有一次他去学校篮球场打篮球，打完以后发现篮球架上挂着件衣服，就赶紧交到保卫处。回家以后师母问他：“你穿着外衣出去的，怎么没穿回来？”朱先生这才意识到，刚才交到保卫处的是自己脱下来的衣服，他又赶快去保卫处领回来。朱先生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我们毕业后不久，又听说朱先生以教育部中国汉语专家组组长的身份赴朝鲜参与编辑金日成著作汉语版工作，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朱先生在文艺理论，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论方面成果卓著，是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山东美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属于国内省内很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
李衍柱先生不光给我们上文艺理论基础课，还给我们开马列文论专题课。李先生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他的班主任是何其芳先生，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蔡仪先生，他们都是中国文艺理论方面的顶尖人物。李先生理论修养很高，尤其是在马列文论方面造诣深厚。我很愿意听李先生的课，特别对马列文论中的几个热点问题，如“这一个”的问题、“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福斯塔夫式的背景问题、评拉萨尔悲剧观问题，我都是兴趣盎然。在部队时我曾把马列的六本书通读过几遍，那时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点儿喜爱，这时就更对这些抽象文艺理论问题感到有趣。虽然我以后没有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但受李先生影响，大学期间及毕业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章还是爱读爱学，并获益匪浅。李衍柱先生除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专家组成员以外，还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是一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专家。
第三学年下学期，夏之放先生给我们开美学课。由于这门课要播放一些幻灯片，课堂设在文化楼的一间教室。无独有偶，夏先生和朱先生、李先生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都是时任中国科学院文研所所长何其芳亲自担任班主任，其实这个研究生班就是文研所开办的，只是办学地点放在人大。听夏先生说，他那时候有点儿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听了何其芳的授课以后，他有点儿不同看法，于是就写了五六千字的一篇文章和他商榷，结果何其芳先生直接把这篇文章推荐到《文学评论》发表了。夏先生对何其芳先生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求真务实的精神十分钦敬，从此更是从心里把何其芳先生认作恩师。
那时候高校开美学课的很少，夏先生也是属于吃螃蟹的人。我因为上大学之前读过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虽然不是太懂，但也引发了兴趣，所以听课很认真。夏先生待人真诚，治学严谨，对于美学的种种术语概念解释得非常清晰。美学听起来很美，实际上很抽象，在西方它属于哲学的一部分，所以要理解美学，没点儿抽象思维能力不行。好在我喜欢哲学，对美学理论并不觉得枯燥，加之又是文艺理论课代表，更觉得学好这门课程责无旁贷。夏之放先生一直在高校从事专业教学及研究工作，对文艺学、美学、马克思美学思想、当代审美文化有精深研究，是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曾发表专业文章150多篇，出版专著、合著、主编、参编学术专著19部。蒙夏先生不弃，曾将他的著作《美学：苦恼的追求》《文学意象论》《论块垒—文学理论元问题研究》赠我，这是对我的莫大鼓励。
按说我毕业论文应该选择文艺理论，但是在第三学年期末报选题的时候，我斟酌再三，还是选择了西方戏剧理论。大学期间我对戏剧也很感兴趣，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经典戏剧作品。在西方戏剧理论中，我特别喜欢“三一律”，更推崇遵循“三一律”的剧作家，而运用“三一律”最成功最优秀的应首推易卜生，于是我拟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易卜生的追溯式戏剧结构》。论文题目报上去后，系里指定唐育寿先生做我的指导教师。唐先生和前三位先生一样，都是文艺理论教研室的开山鼻祖。他是四川人，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戏剧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可以说是戏剧理论科班出身。以前唐先生没给我们上过课，我打听他住在山师东面的省化工研究所那个院里，就去他家拜望并请求指导。见面后，感到唐先生是一个非常清静淡泊的人。他话不多，说话声音很轻，神态安详，语气平和。听了我的论文思路以后，他给我以积极的鼓励，让我大胆去写，先写出来再说。论文写好后呈送唐先生，他阅后比较满意，基本没提修改意见，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山东教育学院学报》上。最近我和77级杨守森学兄又去拜望唐先生，唐先生已是92岁高龄，但是目光有神，耳朵灵敏，面容白皙泛着红润，依然是神态安详，依然是语气平和，好像岁月对他格外友好。我衷心祝福唐先生由耄耋而期颐，再至茶寿。
毕业后我和山师诸位先生接触不多，要说接触相对多点儿的，还是李衍柱先生和夏之放先生。因为我的同班同学陈朝豹1987年考取了两位先生的研究生，我去山师找朝豹较多，连带沾光，和两位先生就有了较多的接触，自己也颇有点儿“享受同等学历”的感觉。再后来有一段时间，夏先生和我及我班王勇同学同住一个小区，我们两个弟子有时就请夏先生在小区餐厅吃点儿便餐，喝点儿小酒，然后听夏先生讲他过去的事情。当其时也，酒晕渐上脸颊，师生对坐，酒美话长，其情也浓浓，其乐也融融，何其幸甚至哉！
中文系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还有很多，由于课程兴趣及个人注意力、记忆力的原因，我无法一一详述。
除了本系这些任课老师之外，那时还听了一些外校教授、名人的学术报告，譬如前面提到的薛中锐先生。还有上海著名作家、戏剧家杜宣先生的报告。杜宣先生气质儒雅，穿戴时尚，让我们体会到了海派作家的修养和风度。另外山东大学殷焕先先生来给我们作过音韵、训诂方面的报告，北京广播学院田本相先生给我们作过戏剧方面的报告，老舍夫人胡絜青先生给我们作过关于绘画艺术方面的报告。以上这些先生的学术报告时间没有记住，幸而还有一些学术报告记下了准确时间，列如下：
1979年9月11日，我们听了《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的学术报告。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大概搞创作的人都是这样吧。丁尼是 1980年12月18日来给我们作报告。他是济南人，曾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饰演老工人周德贵，在电影《战上海》中饰演方军长，在电影《奴隶的女儿》中饰演沙玛木洛，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演员。我印象中刘知侠和丁尼两人很像，不过刘知侠好像脸更圆，丁尼脸盘略长，但两人的共同特点都是身体健壮，激情四射。
1980年5月，北京大学王力教授来济南开会，28日系里请他来给我们作报告。听说王力教授作报告，我们早早就去教室，只为占个好座位，报告在 4123 大教室。王力教授那年大约80岁，个子不高，面容白皙，说话不紧不慢，他一开口就吓我们一跳。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从来都是奉《辞海》《辞源》为金科玉律。王力教授开讲不久后就说，这一条《辞海》解释不对，那一条《辞源》解释不对，然后举例说明为什么不对。哇，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权威。当然考虑到我们都是大二的学生，王力教授也不能讲太深。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羹”字。我没上过高中，初中只读了一年，文字基本功很差，那时候的水平就是以现代汉语解古汉语，一直认为“羹”就是汤。王力教授讲，“羹”在古代作“肉汁”讲，并举《史记·项羽本纪》的例子：项羽久战成皋不下，就把刘邦的父亲绑来，威胁要烹了他。刘邦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意思就是，咱俩是结拜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非要煮了你父亲，那么请分一碗肉汁给我。于是我牢牢记住了，“羹”在上古是指肉汁，中古以后才有后来的汤的意思。
1980年12月5日，我们在文史楼4120合堂大教室听王酩先生作报告。王酩是著名作曲家，他来济南也是有别的事，被艺术系请来作报告，我们外系学生都是蹭报告的。王酩那年不到50岁，个子不高，微胖，有些秃顶，脑门挺大。王酩主要是讲他的生活道路以及歌曲创作。“文革”还没结束时，王酩就给电影《海霞》谱写了《渔家姑娘在海边》。“文革”刚结束，又给电影《黑三角》谱写了《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这两首歌都是一经问世就引起巨大轰动。1979年，他又为电影《小花》谱写了《妹妹找哥泪花流》和《绒花》，由李谷一演唱。那时这两首歌正风靡全国，几乎各地的青年人都在疯狂传唱。王酩感情丰富，讲到创作过程时不由自主唱起来：
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心忧愁。
望穿双眼盼亲人，花开花落几春秋。啊……
说实话，王酩的嗓子实在不敢恭维，他就是个嘶哑的破锣嗓子。但就他这副破锣嗓子，却赢得了我们在场学生的鼓掌和狂欢，因为他唱得太投入太动情啦。他自己给自己打着拍子，每一句每一声都唱出作曲家本人对歌曲的深刻理解，至于嗓子什么的外在条件他根本都不在乎。古人云，得意而忘形，大概说的就是王酩这类大艺术家物我偕忘的空灵境界吧！
这些外校的专家学者虽然不是我们本校的老师，但既然给我们作过学术报告，有一面之缘，有一课之恩，在我看来那就必须以师目之，以师尊之，自然也就是本文的怀念对象。
除了外校的专家学者，我印象中还有本校一些专家教授给我们作过学术报告，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田仲济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文学的课题。另外作学术报告的还有现当代文学的查国华先生，文艺理论的夏之放先生，古典文学的李茂肃先生，外国文学的徐克勤先生。
最后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周均平先生，周先生78年刚刚毕业留校就担任我们的辅导员。由于我们班同学年龄较大，班委一班人都已在社会上工作多年，有社会经验，有工作能力，所以周先生非常信任我们，放手让我们自我管理。我们也没有辜负周先生的信任，班级工作安排得很好，不论是系里交代的工作，还是日常的打扫教室，擦窗户，拖地板，打扫厕所，校园除草，这些都不用辅导员催促。我们班委一班人也都称赞周先生是无为而治。第二年周先生去北京进修，辅导员由韩兆义先生担任。周均平先生是徐州人，羽毛球打得很好，跳起来扣杀很有威力。他大概是专业队出身，羽毛球水平非普通爱好者所能及。
山师的文化楼不知道哪一年进行了维修和粉刷，原先爬满墙壁的绿叶植物被清理，门檐琉璃瓦更换，墙壁也进行了粉刷维护，看起来比过去更加色彩鲜明修美洁净。虽然我知道维修是必要的，但我仍有点儿遗憾，觉得这让大楼失去了一些沧桑感。现在的学生没见过以前的文化楼旧貌，也许不会有我这种“故国遗民”的怀旧心理。山师的老师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新的血液不断输入。再去山师文学院，我前面说的诸位恩师一个也不在岗了，更有很多恩师已经仙逝。恩师们学识渊博，敦厚诚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我们传授知识，培养情操，我为有这样的恩师而感到骄傲自豪。1992 年，78级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时曾提议为中文系所有老师送匾，我拟了“诸子百家”四个字，获得大家一致赞同。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送匾的事没操办成。虽然我为此深感遗憾，但不管送没送成，先生们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是诸子百家。不管岁月怎样流逝，母校诸位恩师的音容笑貌和崇高风范都会永远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就像山师的文化楼，厚重而又典雅，沉甸甸的永在！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级2班学生马振凯
于2025年1月11日
作者简历：马振凯，齐鲁师范学院研究馆员，图书馆原馆长。山东诗词学会会员。1952年出生于济南，长于宁阳，1978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分至中共泰安地委党史办公室，1984年调山东教育学院（即今齐鲁师范学院）工作，201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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